• 罗马一夜 - [Column]2012-05-02

     




    四旬期的罗马一夜,跟着本地老教授前往其老友.萨马利塔尼(Enzo Samaritani)的音乐沙龙,一个叫L'arciliuto的关于诗歌和音乐的剧场。沙龙离纳沃纳广场不远,小小的门面内有乾坤,传说此地曾是年轻的拉斐尔初涉罗马时的第一个住所。

    主人和我握手,他的手很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刚给四十个给来自费拉拉的孩子们表演完,孩子们听他用那波里,西西里方言唱着古老的诗歌。说你们真应该早点来,看看那些孩子们,他们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方言,他们的眼里泛着泪光。是那波里人,他能说罗马,那波里和西西里方言。和中国的种种地方方言在式微一样,他也担心意大利这些美丽的语言最终会湮没在下一代中。他说自己在作为音乐工作者之前,更愿意充当一个语言教育者,以音乐的形式。他对我说了一串西西里方言,说多美,比如西西里话中的这个词“Cuddari”,很多意大利人都不认识,它却说出了把太阳放入摇篮,轻轻将它摇入睡这样纤细温柔而漫长的意思。

    此刻,沙龙里早已没有其他人,给我们唱起了佛罗伦萨诗人吉多.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的一首诗。卡瓦尔康蒂是但丁亲密的朋友,正是他和其他托斯卡纳诗人们一起发起了13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运动:“甜美新风格”(Dolce Stil
    Novo)。唱的是诗人14岁时写的情诗,关于少年如何优雅地赢取一牧羊女的心:“我能和你同行吗?可以。我能亲吻你吗?不可以……”大略用英语向我转述的这一句就足以概括“甜美新风格”的主题:爱和高贵的胸襟。“甜美新风格”除了开启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篇章,它也让人开始对托斯卡纳方言刮目相看,并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意大利的官方语言。

    如果说卡瓦尔康蒂的诗已经有700多年老的话,而我们此刻就坐的沙龙的楼下地下室,则曾是一座二世纪的罗马别墅,现在它是个可坐八十人的小剧场,此刻,在西西里和那波里情歌的楼下,是罗马英语剧社的演员们在为次日上演的话剧排练着。各种语言在这个古老的空间找到了属于各自的角落,犹如那些弦上的空气。

    离开的诗歌和音乐,罗马夜深。老教授说让我再带你去看看我的两个女朋友吧。我狐疑地尾随他到了纳沃纳广场。北端海神喷泉前。他指着一东一西两个女子的雕塑,说,“喏,就在这里,一个欢愉,一个迟疑。”就这样,罗马又一日便如此轻轻阖上,它,总不乏爱与高贵。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2012/4/23

  •  

     


    薇罗妮卡的先生曾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要想成为一个“world  traveler”,没去过香港澳门什么的,那可不行。于是,薇罗妮卡不由分说把自己打包从得克萨斯州送了过来,把一个准世界旅行者的命运交到了我的掌心里。

    而那么快,我便发现,我的命运已被她转交给了我们在澳门老城撞到的第一家包袋店。薇罗妮卡一见那间矗立在前往大三巴牌坊路上的商号,就欢快地取出圣诞礼物清单,一个猛子扎了进去。当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提着她在澳门第一站买的八个泰国造的包开始访城时,她又当机立断地再入两大袋杏仁饼,想来是出于让我们的下盘更稳重的考量吧。最后我们只好采取轮流观光的方式,即我在门口看包,她先入,然后换位(对,和拿着大包小包的人结伴去上厕所时采用的策略是一样的)。以至于让我回忆起澳门印象最深的景致,似乎是那家包袋店旁名叫“创意”的服装店,铺天盖地贴满了诸如“今时今日,最紧要平”的八字商经,好像在哇啦哇啦地检讨着生意落败的原因,又带有点征对消费者的赌气,因为那个白天,我便在心中反复默念着这八字经。

    大包小包把我们早早逼上了从澳门返回香港的轮渡,将包袱卸回酒店后,我们登上了太平山顶。她看上了那叫做老山顶休憩花园的地方,从凌霄阁俯瞰,它如世外桃园般镶嵌在山坡绿波里,让人满心以为可以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赏观港岛夜景。可当我们真的落座在那里的长凳上后,却发现眼前城市风光基本被绿树挡住了,难怪这片小方舟上全然没有游人。我们起初有些意兴阑珊,却又懒得重返嘈杂的山顶,便索性坐在那里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起来,渐渐地,她讲起那些对我来说,都未免好奇的种种事:比如最近终于加入短信世界,让表叔为她的背叛伤透了心,本来两个人勾过手指要做这个世界最后两颗不发短信的孤魂的;什么某个小城的冷库里,还有当年她做人工授精时,储存在那里却再也没有用过的四颗受精卵,她为丢弃那四个潜在小生命而时常心怀内疚;听她讲五十将至的种种生理变化,什么甲状腺过于安静,膀胱过于活跃,雌激素下降引起胆固醇的上升,而由此引发的种种心理起伏不定的变化。还有,她警告我,过了四十岁的某一天,突然有一天你会神奇地发现,自己竟然需要老花眼镜了,而那一天,你无论如何可都得应该开始进行盆底肌的训练哟。

    我不得不承认,我气呼呼了一天的心,竟然在这个虽然地处全港最美地标处,却基本看不到风景的角落,谈论着和旅行完全无关的话题的时刻,终告平息下来。我开始暗暗喜欢这里,喜欢此刻和这个年长女友的相处,某一刻,甚至感觉像和一个开明的母亲,而我则是青春期将至的女儿,而那样的对话,从未可能和我自己的母亲发生。如果此时尚在澳门的玛嘉烈啃着蛋挞,我定是在“哇,哇”徒劳地向她解释着葡式蛋挞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则“啊,啊”茫然地胡乱叫着好吃。而此时被屏蔽的视角,让我们两个本来陷入紧张的旅伴忽然有了进行“tête-à-tête”般亲密交谈的可能,她带着些内疚似的讨好,我带着些被她识破后的不好意思,我们取得了微妙的平衡。“我这样的观光客可没把你逼疯吧?”“哪里!哪里!!”

    那是九月的尾声,初秋五点出头时,远东金色的夕阳柔和得一塌糊涂,让普普通通的小东西也都蒙上了一层谅解的光,让我竟想起了福克纳小说里说过的“人生总有那么一段神奇的时光,即使很短暂,却供一生追忆”的那段“神奇的时光”。而明天,明天又将是反复念诵“今时今日,最紧要平”八字经的一天!我已然事先知道。所以我死死抓住现在这“神奇的时光”,再多多喜欢她一点点吧。

     for ELLE三月第二期之《喜感旅行社》专栏

     

  •  

     

     

    在位于意大利那根大靴子根部的普利亚(Puglia)大区首府巴里,我指着老城墙壁上的“同性恋革命”字样的涂鸦,询问当地人涂鸦的缘起。他言语中颇带自豪地说,“我们大区主席是个同性恋,也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选举了他,两次!”他说的就是从2005年起担任普利亚大区主席的尼基.文杜拉(Nichi Vendola)。

    在意大利本就芜杂错综的政治舞台中,这个文杜拉角色一直被认为“太南方”,“太共产主义”,“太天主教”,“太同性恋”。他同时拥有这些如水油不相容的矛盾身份,却安之若素,就好象作为一个政客,他身上必不可少的配饰却是打在左耳的钻石耳钉,和戴在大拇指上的金指环。从某种程度上,他的装束占了便宜,我亲耳听到他讲话是在意大利旅游局(ENIT)和普利亚大区联办的旅游推介会上。旁座美国人嘟哝着,“听这个政客说话可不容易睡着,那些金的,钻的就够晃你的眼了的”。

    而这位政客除了摇滚歌星的扮相,其发言本身亦有光亮之处。和一般人只是呆板地介绍我们这里有何名胜古迹,有那些美食好酒,他先动之以情地为大家讲起他的故乡,一个人口不到三万的叫做Terlizzi的小镇,座落在普利亚旷阔的平原上,那里的石头讲着 十几种古老的方言,那里的橄榄树是这片土地有生命的化石,是造物神刻刀下的雕塑,普利亚的橄榄树和人口的比例,是121……这让我想起此前一周他在中国访问时,记者对他的评论:“这是一个喜欢在采访中用排比句的领导人”,果然得到了印证。在一个本来只是朗读PPT要点的展示会上,我不禁为他散发文学气息的发言而诧异。我的诧异在事后查找了他的履历后豁然开朗,原来在政客前,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身份是诗人和哲学家,大学期间发表过关于意大利争议作家和导演帕索里尼的论文。他诗集的名字叫做《最后的海》。

    文杜拉已决定参战明年二月的总理大选。这个被外媒戏称为“白奥巴马”的意大利政坛异类能否从四百万观众的普利亚南方“小话剧剧场”,将他为穷人呼声的中左翼激情戏码一路演到可容纳六千多万人的那个意大利“大歌剧中心”的呢?他充满深情的演说,他喜欢在台上谈爱,谈穷人,谈失业,成功地俘获了相对贫穷,简单热情,文化程度较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普利亚选民,他还能继续携带着他的耳钉,大拇指上的指环,和坚信经济紧缩不应牺牲社会福利的经济重建理念,征服亚平宁半岛那些倨傲的北方人吗?意大利政坛一向不缺肥皂剧色彩,这匹来自南方的黑马的加入,最起码总可以为这个舞台增添些许激情洋溢的诗意和理想主义色彩吧。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 2012/1/9

     

  •  

     

    翻开罗马老字号餐馆Checchino dal 1887的菜单,经其自家网站的翻译和我的人脑编辑整合后,堪称是一份魔幻现实主义菜单。计有:煮饱,去骨的小牛肉佐温暖的,淋上绿色“爪子神经沙拉酱”的斑豆沙拉;意大利面配培根,猪的脸颊呈现和黑胡椒做过了的样子;在队列中煮过头了,约5个小时的牛尾;去骨兔与火箭菜加埃塔橄榄和番茄沙拉 ;与年轻的母羊奶酪的小试饮。而某个幸运食客还会有机会获赠一款奶酪味的圣人作为意外惊喜。如此高潮迭起的菜单,难怪网站上贴出的宾客照片显示,就在店主端上了一盘笔管面后,(估计就是那盘“猪的脸颊呈现和黑胡椒做过了的样子”的意面!),罗马前市长和另一位尊贵的客人,一个做出了完全被震惊到的表情,而另一个好象在使劲咽口水(那种眼看老年人就要使坏水的表情哦!)。

    本来我还为自己只能读经过翻译的意大利菜单而颇感遗憾,不过,当我发现就连意大利版的比尔.布莱森,那个俏皮的意大利记者Beppe Severgnini在他解剖意大利人头脑的 《The Italian Mind》一书里如此坦陈道:“如今,一份意大利菜单是一个小故事,一张产地证明和一份意向声明书。时不时的,我得读翻译才能大致对盘子上将有什么东西迎候着我有个大致了解。”那么,看来该打屁股的不是翻译,怪只能怪菜单本身不甘心于被一干平凡食客掌心是汗的手反复拿捏着,揪着它那颗要该行做魔幻现实主义小故事的雄心不肯放。如果意人的菜单只是Severgnini笔下的一个小故事的话,则港人的菜单有时简直是一部苦情剧。翠华的滚水蛋叫做“师姑跳海”,还在香港吃到过一份“生死恋”,不过你可是连血沫子都休想吃到,那只是一道鮮魚加咸魚蒸出來的菜!这样的菜名,让人即使觉得味道不正什么的,也不好意思吭声了,耳旁但有那TVB剧集里瓮声瓮气的声音在情真意切地对自己说:“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而Severgnini如果有机会到北京那家著名的烤鸭餐厅,他会欣慰地发现,到了内地,中国人的菜单甚至可以是一出戏。它家那道肉菜已经无法仅凭菜单来描述其意境了,只能借助戏剧色彩十足的呈现:但见一小女子将装在一块铁板上的菜端上桌后,不慌不忙地高举起糖粉,奋力地在铁板上撒将起来,口中则朗声念道:“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食客们被惊到了,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于是食客懂了,原来,那蓑笠翁,竟然是由糖醋排骨扮演的。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 2011/10/24

     

     




  • 签证对旅行者来说,可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那么不妨就把每次去领馆签证,当作是踏上这个国家之前的热身体验,犹如观看配合电影上映剪出的那朵片花。在旧金山,申请申根签证最怕去的是意大利领馆,地点坐落在韦伯斯特街和百老汇街的路口,一方面是强烈的日照让你无法看清手机屏幕,脸蛋儿晒得火辣辣,而另一方面是来自北面海湾的冷风直往颈脖子里灌,让你无法确定如果投诉的话,应向老天抱怨是热还是凉。大伙像找零工散活似的沿街一溜排开,说好下午一点开门,两点时队伍还未见挪动。一周还只限开两个短促的下午。而一旦入内,眼见一小小的,清寡如探监房的签证室。但见一邮轮在十二天后就将启航的女人还在和签证官就她到底在哪个申根国家呆的时间更久,而互相高举十指地数着数,好像在玩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但我已然先知先觉,他们在玩的最终只是,让我们抱歉地通知您,女士您可得到希腊领馆去签证的游戏。(申请申根签证时,如前往几个成员国,一般在停留时间最长的成员国申请签证)。

    与意领馆一派机构风相比,葡萄牙领馆则完全一派民宅风范,虽然进门时得神神叨叨地过一下安检仪,可一旦进入,你就好像坐在姨妈那维多利亚老房子的敞亮客厅里。就在看得见风景的大飘窗下,和签证官面对面地坐在桌边,你们之间没有有机玻璃隔窗,也无需扬声器传声,就像家庭医生在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你最近胃口可好,便把事儿办妥了。

    在旧金山其他能签申根的领馆中, 德国领馆也独有其小性格:

    漫步小径分叉的花园,路过一园丁般的亚裔保安老伯,签证处活像坐落在林间的作战室:舒适的同时,却也不忘其庄重的使命。座位上临星散坐着几个等待签证的人,对,大家都有座,不过有时甚至你屁股还没点着座,就已然被指挥官召唤去了。我在签证表格上的职业栏里,很自强不息地填写了自由撰稿人。女官便问我有无去年的纳税记录,或者杂志可以出封信证明你的收入来源。可是我认为既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银行存款证明,应该就能说明一切了啊。伊坚决地摇头:既然你写了你的职业,我们就要有封雇主信之类的东西说明你的收入来源。我不禁有点赌气地嘟哝道:那就算我是家庭妇女好了,家庭妇女总可以吧!

     未料本在笃笃敲着铅笔,面露踌躇之态的她顿时凤颜大悦:哦,那听上去可是好多了!看我还愣头愣脑地杵在那里,小声提醒道:那么,就请你把申请表上的职业彻底涂掉,改成家庭妇女吧!她体贴地递上了笔。  我就只能乖乖就范。

    最终,办完事,用完犹如老祖母家的那种温馨洗手间,离开时还隐蔽地和老门卫点了点头,交换了一下眼神,俨然述职完毕地大步流星而去,心里难免感概着,看来社会的共识还是觉得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比较体面,其他任何涉及自由两字的女性职业,总是不免令人起疑的。

     

    for 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 2011/7/21

  • 果你想在瞬间感觉青春尚存,那么,到美国电影院捧场伍迪.艾伦的首轮新片不啻为快捷经济的好办法:比如《午夜巴黎》开映首日,影院好像老年俱乐部包场,观众平均年龄和伍迪不相上下。老头老太看得开怀,还在伍迪执导的这第41部剧情片剧终时,劈里啪里鼓起了掌。《午》依然是他们喜欢的调调:易趣,念旧又不乏风度,点到为止的针砭时弊,再加一些他们耳熟能详的文学艺术历史的串连,这一切无不提醒着他们,伍迪和他们一样在优雅而有趣地老去,就好象约好了一道跳上一辆车头挂着“文化一日游”的小巴,去纽约,去伦敦,去巴黎,那些他们一生中去过不少次的城市,重返那些从少看到老的人情世故,爱恨悲欢或者文史哲思,但难免又有些旅程画眼般的浮光掠影。

     

    看伍迪的电影,对他们来说,自1966年以来,就和过生日是差不多的事,在年龄登记簿上,每年用电影票根贴一枚郑重的签到章。他们会说“哦,大儿子约翰出生在《曼哈顿》那年”,或者,“还记得结婚二十周年时,我们重归蜜月地开罗吗?”“嗯,怎会忘?那年不正好还是《开罗紫玫瑰》吗?”,或者“我母亲爱丽丝是在《星尘往事 开映的那个周五傍晚去世的,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张没有撕过的电影票,这也是我唯一没有看过的伍迪电影。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亡母的方式了,不是吗?难以置信的是,十年后,伍迪还真的拍了部《爱丽丝》!”让我为你破译一下这些文字纪年吧,对话中依次出现的年份分别为1979198519801990。而对于所有的伍迪迷 来说,这个等式毋庸证明:1977=安妮.霍尔》。 

    天哪,事实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和老家伙们一样,也一直端坐在这辆伍迪观光小巴里傻乐呢!如同2011年《午夜巴黎》里那台古董房车将美国编剧基尔一次次地带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六区,而我也坐在圆头圆脑伍迪小巴士的后座里,一次次地在起点:1966|日本|《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和暂时的终点站:2012|罗马|《伍迪艾伦十日谈》间乐此不疲地来回颠簸。坐伍迪的光影观光小巴士,本非为求新求异弹弹眼什么的,为只为了那些老安慰,时不时可以摇下车窗,向人行道上正神神叨叨漫步着的伍迪牌大都市小知识分子问个好,你永远不会错过这些人的,他们总是一脸忧郁的浪漫,满口厌世的讥讽,眼光比能力高一点,运气比利比多少一点。

    就在年轻人正琢磨着怎样把记忆都外包给一种叫云服务的东西时,伍迪老头只是一门心思地倒开着他的时光巴士,载着他的老客人:他早已决定把想象全都外包给记忆了。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 2011/7/4

     


  •  

    五月上旬刚结束的旧金山第54届国际电影节中,印象最深的电影之一是由32岁塞尔维亚女导演Mila Turajlic执导的纪录。这是一部献给一个除了在胶片中,早已不复存在的国家:前南斯拉夫的电影。前南斯拉夫曾用大卷大卷的电影胶片打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幻像。

    1945年,铁托建立了欧洲第二大电影厂Avala,欲图在这个有两条河,九座山和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贝尔格莱德,打造东欧好莱坞,其开创的特殊电影种类:游击队战争片的确影响深远。在我们片源有限的童年观影环境中,南斯拉夫电影在印象中,总是所谓“打仗电影”的质量保证,总有扮演瓦尔特的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出现,为这场战役的胜利预奏起胜利的凯歌,以至于我都产生如此错觉:二战就是巴尔干半岛上这些游击队员在“瓦尔特”们的带领下打赢的。

    在铁托大手笔的政府财力支持下,其战争片手笔比现在的好莱坞还大: 1969年的奥斯卡提名片《内雷特瓦河战》拍了20个月,出动 6000名军人群众演员,共计往河里扔了20门如假包换的大炮,16辆坦克和卡车以及五吨其他军用物资,还炸掉一座真正的铁桥。这座断桥现依然残留在波斯尼亚境内,以风景名胜的形式出现。

    铁托这个长得像公立院校教务长般的男人是巨大的影迷,1946-80年间他共看过8801部电影。该部纪录片拍摄过半时,还幸运地找到铁托私人放映员Konstatinovic。老放映员回忆说铁托记性奇好,放映员有一次放部电影,他立刻指出这部电影看过了,是五年前看的。放映员事后一查笔记,果然分毫不差。有时已是半夜三点,因片子第二天要还,他也愿意熬夜赶着看,观毕五点半,早晨六点又被车子接走开会去了。这位铁杆影迷还经常亲自修改剧本,并乐在其中地批注上诸如:“我不用在这里出现”或“这件事没有发生过”等。服侍了他35年的放映员记得最后一次为他放电影,映到一半,他说:“停下,我的腿痛死了”。后来铁托被送入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1991年,第39Pula电影节未能拉开帷幕,铁托在世时,每年捧场。就在那年夏天,南联盟开始内战,国家陷入分裂。次年,曾拍摄《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导演克尔瓦瓦茨在萨拉热窝逝世,饿死的。Avala这个曾被人称为罗马公园的电影厂现在则像个鬼城似的,等待着以房地产的形式卖给发展商。而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模糊,最终将完全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而即便如此,这样经典的台词却依然能想方设法穿透重重烟霭,逗我们对着永远真切的光影岁月莞尔一笑:

    --“你看,这些桥拱像什么? 

    --“像……屁股。哦,像,臀部!上校先生”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 2011/5/23

  •  



    418日是美国2010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截止日,如果那些被报税搞得神经紧张又精神亢奋的纳税人在“Turbo Tax”报税软件上按下“呈送”键后,陷入类似产后抑郁症般的“纳税后空虚症候群”的话,作为朋友,你不妨送上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遗作《苍白之王》(The Pale King)。

    该小说的美国上市日也是耐人寻味,选在所得税申报截止的那个周末前一日上市,好象就是刻意让你成就完每年必做一次的最乏味事之后,翻开这本小说,了解到就在你的税表呈送后,这里或者那里的国税局办公室所会发生的一切。书中所描述的税务局检查中心坐落在伊利诺州Peoria小城,一排排办公桌垒成的壕沟里,匍匐着那些叫做税务专员的雇佣兵,他们的武器是手指上套着的那些便于迅速翻阅税表的橡皮套,他们的头儿有个赠自下属的绰号,叫做“苍白之王”(书名的由来),他们牢记着来自“军校教官”,也就是会计教授的训导:“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实时地忍受持久的乏味是真正的勇气”,他们将要和你的那些税表,及其由此引发的各种极端无聊打上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而这个战场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1996年,就在华莱士写完 1079页的《无尽的玩笑》之后,他对我们生活中最无聊的主题--税法产生无穷的兴趣,特意在伊利诺州立大学选修会计课,系统地了解税务诈骗的种种做法,还和税务律师以及注册会计师进行频繁书信往来。在信中,他们对和税有关的事情无所不谈,比如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一种叫做“银蝴”的花俏避税方法,甚至还包括国税局办公室的家具。他的野心是要读者将这本小说当作是一个老于世故的税务员写的专业自传,只是为了法律上的原因,才不得不伪装成小说的样子。

    就像美国传奇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当年大浪淘沙出了费兹杰拉德和海明威,百年老字号出版社利特尔.布朗的出版人迈克尔.皮屈(Michael Pietsch)则是从《无尽的玩笑》书稿中把当时年方24的华莱士给打捞了上来,至此成为他忠诚的文学编辑。2008年,就在华莱士自尽后的两个月,他就像仓促抢了银行的匪徒一样,将满满一包散装的《苍》书未竟文稿从加州带回纽约,投入长达两年的浩繁文字整理工作。面对328章节散落的文稿,皮屈不得不借助于Excel表格,通过对每一章的类型和人物排序的方法,来尝试给所有章节排出一个合理的呈现顺序。如果说华莱士的小说意图让读者迷失在混乱乏味的现实生活中的话,皮屈则试图在支离破碎的遗世书稿中理出个头绪,最后谱写成这本献给无聊的激情战歌。对华莱士来说,如果“龙卷风划过的痕迹曾像抛物线一样延向天边的话”,那么,这一次从国税局里走出来的苍白之王们将负责把那些龙卷风挟裹的碎片一一收集起来,快稳准地投射向包裹着你生活的那层不透风的的塑料套。

     

    for 上海一周小文艺‘望远镜’专栏 2011/5/2